此番金融危机以来,国内主流媒体和经济学界充斥着对美国消费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的反思与检讨。中国民众很容易据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不负责任的过度消费造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这种看法确实符合近年来美国消费市场的特点,但是却容易矫枉过正,忽视消费金融对经济成长的巨大作用和意义。美国人伦德尔·卡尔德(Lendol Calder)在《融资美国梦——消费信贷文化史》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美国人从19世纪初工业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的信用消费历程。其中,分期付款无疑扮演了信用消费的“鼻祖”角色。透过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在“消费信贷侵蚀了传统价值”过程中的心理挣扎、保守观念对分期付款、信贷消费的反复不适。19世纪的一百年间,零售分期付款赊账虽不是新鲜事物,但却是某种使人蒙受耻辱的符号——“分期付款者都是贪图的穷鬼”。可是这种受人鄙视的“平民信贷”逐渐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移动,展现威力与魅力,从而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世界汽车工业史至今记载着老福特因拒绝“分期付款”销售汽车而被通用汽车夺取行业龙头的经典案例。也正是在这一百多年里,美国社会通过消费模式的转变、分期付款等金融消费工具的发展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工业文明的进步,更使美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生产投资型转型为消费驱动型。
反观国内经济史,多年来的正统观点是将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建设”——GDP增长的核心是政府、企业投资、外贸及由此带来的生产能力扩张。相应地,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偏低。十年来的两度“扩大内需”均不得不依赖公共财政“亲临一线”。这种局面实际上反映了消费模式、金融创新及深层次的经济体制落后。这些观念的误区都不利于整个社会体系对分期付款等信贷消费方式采取合理的监管、政策和道德认知,更不利于中国经济成长方式的转型。
分期付款与其他消费信贷一样,本质上受“人生的消费约束”(life-time budget constraint)。经济学认为最理想的境界是:人们知道自己一辈子可以赚多少钱,然后把不同时期的财富预期归总,在此基础上重新安排各年龄段的储蓄与花费。信贷正是对一生整体消费——投资加以设计的必需工具。毋庸置疑,金融驱动消费、消费驱动增长造就了美国经济的超级大国成就,也诱发了次级债危机以来的系统性金融海啸。但这更需要我们结合中国的实际,理性对待信用消费和金融创新。国内经济环境受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的影响日益加深,这无疑强化了诸多社会阶层的危机意识:就业问题、收入问题、个人发展问题等成为人们的群体性思考。但在中国城市中,一代职场新人和白领仍然在继续着“成家立业”的人生历程。整体上,他们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强,经济起伏对他们的影响尚在可承受的范围。有这一部分消费金融的核心客户为基础,国内的分期付款市场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未来的问题只是这个市场能否创造更宽广客户群,能够有更深度的创新。
自从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之后,按揭买房、分期付款的方式已经为都市主流人群接受。2003年以来信用卡等消费金融工具的蓬勃发展、2006—2007年的资本市场大牛市更推动了人们借贷观念的变革。本质上,住房按揭、信用卡的分期付款、余额代偿等金融产品帮助人们把不同时期的财富重新加以转移配置。它的功用不仅体现在调节个人的人生理想,而且为整个社会消费的成长和熨平经济周期影响创造了契机。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中国推动分期付款发展的观念阻力是较少的。
从社会体系和金融生态环境看,监管机构和全社会需要作的是,在目前扩内需的形势下未雨绸缪,构建信贷消费良性发展的机制并培养理性的信用文化。围绕这个主题,我认为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可以考虑以下应对举措:一是尽快修改《银行卡管理办法》关于信用卡利率及其他手续费的刚性规定,为商业银行在分期付款等业务领域的市场化定价创造更大空间。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应以此次扩大内需为契机,加强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人们消费之余少一份“后顾之忧”。三是完善个人信用和破产等立法,为强化信用文化提供法律保障。四是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鼓励个人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但限制连带衍生风险的蔓延。